2018年9月14日下午3点，四川外国语大学廖七一教授在广西民族大学国教楼301室为全院师生做了题为“严译术语为何被日语译名取代”的学术讲座，这也是外国语学院“通天塔学术系列讲坛”的第28期讲座。

    讲座由著名翻译理论家、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讲席教授”谢天振先生主持，外国语学院的教师、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参加了讲座。

    谢天振教授介绍，廖七一教授长期从事翻译研究，多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在翻译界和外语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理论建构做出了很大贡献；此外，廖教授翻译史研究也卓有成就，在多个专题研究领域有自己独到的探索，对我们进行学术研究深有启发。 

    廖七一教授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经历。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自己就开始向国内介绍西方翻译理论。后来他逐渐意识到，理论固然重要，但理论研究的终极目标并不是理论；理论的应用在于解决问题，只有如此，才能与西方知识界展开平等对话。2000年以后，廖教授主要研究如何解决中国特殊的翻译问题。

本次讲座聚焦“严译术语为何被日语译名取代”这一问题。严复的翻译在晚清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苦心孤诣创立了许多术语概念的译名。但是这些术语大多数被日语译名取代，未能沿用下去。

    要论译名精确、理据的充分，严复的译名具有相当优势。那么为什么国人没有接受严复的译名而沿用日语译名呢？廖七一教授认为，日语译名与汉语的兼容性、当时中日文化交流的骤然繁荣、日本化的教育体制与知识体系在中国的盛行，最终导致了西方概念通过日语借词进入中国。

    首先，日语借词与汉语存在天然联系，使得日语借词很容易被现代汉语吸收，为日语借词的使用制造了有利的条件。其次，甲午战争之后的1898年到1907年是中国近代史上中日文化交往的“黄金十年”，清政府鼓励国人留学日本，日本政府也积极回应，为留日的中国学生创造有利条件。借自日语的术语译名取代中国学者和传教士创制的术语，其过程和时间与留日学生的学习、翻译等活动存在对应与平行关系。第三，中国教育体制的日本化、新式学堂的建立、日本教师的引进、日本教材的译介、工具书的进一步规范和统?，都是促成日语语汇进入中国的重要因素。

    讲座最后，廖七一教授总结，术语的创制与流通是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外来语的创制与流通并无必然联系，流通更多涉及接受语境，特别是翻译批评话语。

    谢天振教授幽默地用“小题大做”这一成语形容廖七一教授的讲座，认为廖教授从“严译术语被取代”的“小问题”中看到了“大道理”：并不是翻译得非常“忠实”就一定能够被“接受”，在翻译的传播和接受中还有更多需要我们考虑的因素。廖教授研究的问题对于我们认识翻译的本质和特点、对于我们思考中华文化“走出去”等问题具有很多启示，他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也为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供了范例。

    在互动环节中，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周彦教授、张跃军教授、李学宁教授以及在场的各位师生纷纷向廖七一教授提问，积极探讨和交流，气氛非常活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