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民族翻译”公众号

作者简介

　　罗选民，男，汉族，清华大学二级教授，现任广西大学君武讲席教授、亚太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传播、翻译史研究、英汉语对比研究、话语分析、比较文学。

　　大翻译是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翻译理论，它以文化记忆为引擎，以文化传播为目的，从共时与历时的角度对翻译的文化活动进行持续的、动态的、超越性的多模态互文阐释，以此推动跨越时空的集体文化记忆形成。这一概念最初是在2016年提出的，当时我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任云山领军学者，主办了“跨越边界：第一届作家、翻译家、评论家论坛”。2017年，《中国外语》（纪念创刊十五周年专辑）刊发了我的《大翻译与文化记忆：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一文。在本文中我指出当下中国翻译研究的困局，正式阐述了大翻译概念的基本特征，及其与文化记忆的紧密联系，强调只有通过大翻译才能催生出集体文化记忆，才能促进中国文化和学术的国际传播^[1]。我的英文短文 Cultural memory and big translation^[2]发表在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17年第一期，并成为后面两年该期刊下载率最高的文章。大翻译的提出是基于对国内翻译研究7的“失语”及外译实践的不足，在理论创新上实现了突破。2017年，《外国语文》刊发了我的《大翻译与文化记忆：融合与启示》一文，该文进一步论述了大翻译的定义、功能、研究视角和方法，并提出大翻译与集体文化记忆共有的五个属性：一是时间性的，同时具有重构性；二是社会的，具有互动性；三是空间性的，具有视觉性；四是追溯的、具有意图性；五是历史的，具有认同性^[1]。作者用案例对上述五个属性逐一进行了分析。至此，大翻译完成从概念生发到理论建构，具备了理论雏形。如今，大翻译研究已进入了发展期。近十年来，相关研究不断涌现，在理论建构、理论阐释和研究路径拓展等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体现在国家和教育部社科基金立项、召开专题研讨会，以及专著与学术期刊论文几个方面。

　　大翻译与民族典籍外译的结合是推动国内译学理论发展与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举措。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再从翻译中国到翻译世界，在这个经典不断深化的循环中，民族典籍外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民族典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未能引起学术界足够的注意，典籍外译的相关翻译研究都处于学术的边缘位置。比如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曾有过对中国文学缺少史诗的质疑，但随着我们对民族文学和史诗的挖掘和相关研究不断深入，国际上的种种质疑烟消云散。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民族典籍外译的关注度逐渐上升，民族典籍外译产生了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其中，以《玛纳斯》《格萨尔王》《布洛陀》等民族史诗的外译研究最为突出，引起了东西方学者的注目。

　　然而，民族典籍外译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翻译理论方面，现有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短时性的特点，偏重对翻译策略的研究，缺乏文化记忆层面的共时研究，对民族典籍中处在边缘化的文本依然关注不够；其次是外译实践方面，多以文本为中心，缺乏多媒介的翻译方式，无法形成合力，难以推动集体文化记忆的形成，且在跨语际实践中存在文化记忆断裂的现象。这会引起误读，阻碍正确的集体记忆形成。

　　大翻译可为上述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路径。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翻译研究路径，大翻译不再强调“忠实”为翻译的唯一标准，关注的是文本后起的生命，强调共时与历时的翻译研究，注重翻译研究的整体性。在这一理论框架下，文化记忆与互文性成为解读民族典籍及其外译的重要理论支点，为理解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再生与传播提供了新方法。民族典籍会经历从口传书写到文本书写的转化，并在不断地重复与阐释中奠定为经典。这个过程就会牵涉文化记忆中经典化的问题。在外译时，民族典籍通常会经历一个二度翻译的过程，即从少数民族语先译为汉语，再从汉语译为外语^[3]。在此过程中，离不开互文性的参与。此外，从大翻译的角度来看，我们能摆脱“文化中心论”的影响，去关注边缘的民族典籍文本，考察记忆的形成与流变，并探析翻译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大翻译还是一种翻译观念，是一种通观视角下的语符翻译，融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于一体，旨在形成一个对外传播的“产业链”，推动中国的文学经典成为世界的文学经典，建构关于中国与中国文化的世界性集体记忆。这种翻译观念放在民族典籍外译实践上是十分合适的。在宏观层面，要形成跨媒介、多模态的传播模式，超越以文本为中心的传统翻译方式，凝聚起一种对外传播的合力。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上，要以前文中所提到的五个属性为指引。首先，译者应具备良好的文化自觉，……不能具有文化自觉的立场，我们的理解就会出现偏颇，我们的翻译就不会有境界可言，那最终会导致我们对典籍翻译的评价出现误差，翻译策略就会出现问题，从而制约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4]。只有在谙熟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做好民族典籍翻译的对外传播工作。其次，译者应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能够对民族典籍文本进行考证与比对，还原文本的真实面貌，确保理解无误，避免翻译过程中出现文化记忆的断裂，确保翻译意图的实现，即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构建中国的国家形象，让世界了解中国。再次，译者应注意话语修辞，避免文化中心主义，译作不仅要让不同社会框架的读者易于接受，还要实现原文本中的视觉性再现效果。大翻译关照下的民族典籍外译，能够让多种符号有机融合，形成多模态的构式，产生集约式的传播效应。

　　《民族翻译》编辑部设专栏隆重推出大翻译与民族典籍外译研究的成果，既有利于推进大翻译这一中国本土翻译理论的应用，又能够促使民族典籍外译研究的深化。本专栏共刊登三篇文章，均从大翻译视角切入，以民族典籍外译为中心，阐述大翻译如何推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陈家晃的《大翻译视角下民族典籍翻译的困境与对策》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大翻译可为突破当前民族典籍翻译困境提供理论指导。作者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阐述了大翻译的概念：大翻译是以文化记忆为基础，通过多模态、跨学科的翻译活动，整合语内、语际、符际翻译，形成“通观”视角下的系统性文化传播工程，实现文本的经典化和全球化传播，并从“文化记忆引擎”“历时与共时”“通观”这三个关键词着手探讨大翻译的内涵。该文认为，民族典籍翻译所面临的最根本的困境是文化记忆在跨语际转换中遭遇的现代性危机，即以民族典籍为载体的文化记忆在传递过程中存在断裂。这种断裂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文化记忆引擎失能，其次是共时历时张力失衡，再次是通观大格局破碎。为了克服断裂，陈家晃以大翻译理念为纲，提出民族典籍翻译的三大策略，分别为：构建分层传承协作体;实施时空锚定翻译法；创建国家主导的文化生态系统翻译。这些努力无疑可以推动民族典籍的对外传播与接受，是大翻译思路下的有效尝试。宋菁的《民族口传文学“大翻译”传播范式探赜－－以壮族刘三姐歌谣为例》，基于大翻译的理论范式，考察了壮族刘三姐歌谣的语内、语际及符际传播过程，发现刘三姐经过多种媒介的“翻译”，已成为一个国际 IP。作者指出，在大翻译理念的观照下，民族口传文学外译不仅要超越以语际翻译为中心的传统翻译方式，还应重视文本及相关文化要素的活态性重现，在不断“重复”和“现时化”的过程中，借助互文性的手段促进文化记忆的跨代际流动与跨地域传播，从而提高中华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效度。朱晓烽的《大翻译视域中的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外译－－以〈苗族史诗〉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为例》，从大翻译的视角考察了《苗族史诗》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传播路径，不仅探讨了其翻译过程及两个英译本之间的差异，还论述了其跨文化传播体系的构成，认为《苗族史诗》的外译实践是具备大翻译属性的文化传播行为，日后还需要从可表演性重塑及多元符际翻译两个方面继续努力，提升动态传播效果。该文指出，大翻译不仅为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外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还为少数民族口传文学外译实践提供了新思路。

　　三篇论文展现了大翻译在民族典籍外译研究中的应用，既有宏观层面的理论阐释，又有微观层面的案例分析。这些探讨无不彰显了大翻译的理论价值与民族典籍外译的重要性。愿此专栏能起到抛砖引玉之用，启发更多学者关注大翻译研究和民族典籍外译研究，推动这个本土化理论的发展与民族典籍外译研究的深入。民族典籍翻译任重道远，需要有识之士共同参与，共襄大计。我希望这个专栏犹如激昂的号角，掀开大翻译与民族典籍翻译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 罗选民.大翻译与文化记忆：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J]. 中国外语，2019(5).

　　[2] LUO X M. Cultural memory and big translation[J]. Asia Pacific Translation and Intercultural Studies，2017 (1).

　　[3]马丽娟.转译在口传史诗对外传播中的叙事价值－－以柯尔克孜文《玛纳斯》与汉英译本对比为例[J]. 上海翻译，2022(6).

　　[4] 罗选民，杨文地.文化自觉与典籍翻译[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