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篇专栏文章都是有关“大类招生”的，都在外语界引起了较为强烈的反响。很多业内同仁已经意识到了“大类招生”带给外语专业的巨大冲击，因而对我们所面临的变革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但究竟如何应对，尚有不少困惑的地方。我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在“大类招生”面前，所有专业都面临着巨变，究竟如何应对，需要认真地探索和深入地研究，才能拿出系统和科学的方案与计划。这需要时间。

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同仁认为，外语专业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作为技能性为先导的专业，学生若没有良好的语言水平，很难自然而然地转入专业课程的学习；外语专业一旦进入“大类招生”，将会使学生失去一年的学习外语的宝贵机会，这很有可能使学生的语言水平达不到专业学习的要求，因而不仅导致学生的外语水平下降，专业学习自然也会受影响。因此，外语专业不应进入“大类招生”的改革，或者，仅只在外语院系内部开展“大类招生”就可以了。特别是，除了英语类专业，很多高校的外语专业比如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朝鲜语等，都属于零起点，即学生在高中期间从未学习过相关语言，到大学后一切要从零开始，那么根据过往经验，四年的学习时间已经很紧张了，若再失去一年的语言打基础的时间，未来究竟会如何，实在不敢想象。

上述观点，不妨称之为外语专业“特殊论”。因为要面对的是迫在眉睫的“大类招生”改革，这种观点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外语专业“例外论”，即在“大类招生”的改革面前，外语专业因其“特殊性”而可以作为一个“例外”而存在。据我所知，在当下的外语界，持有这种观点的同行不在少数。在我最近应邀前往讲座以及与师生座谈的高校中，我也了解到，这种排斥“大类招生”的想法在外语界有相当的市场。

现实中，很多高校也如此认为，并按照外语专业“例外论”的思路，要么将外语专业排除在“大类招生”之外，要么仅只把外语专业的“大类招生”限定在外语院系之内。比如，据媒体报道，南京大学的招生办负责人在介绍该校“大类招生”时说，除外语语言文学类存在培养的特殊性以外，其他学科大类均按照预定的分流机制，在一年之后逐步完成，而非进校后就进行专业分流。我在之前的文章中曾经谈到过，南大是在2017年将现有的专业归并为11个大类。其中的人文大类由文学院、历史学院等五个院系组成一个共同体。这也就是说，作为人文学科的外语专业，并没有被包含在她所应该被纳入的“人文学科”之内。外语专业，是作为“例外”而存在的。

那么，这种外语专业“例外论”有没有道理呢？应该说，不无道理。正如我在《“大类招生”意味着，所有专业都没有一年级了》一文中所说，语言是需要先期训练的，没有一定时间长度的训练，难以进入外语专业的学习。除了少数顶尖高校外，学生的基础外语水平都需要进一步提高或者本身就是零起点，如果只有到了大二才进入到专业学院来学习，其外语水平能否达到专业学习的基本要求令人怀疑，如果不能，将会严重影响学生未来的专业学习。这是一些高校包括名校外语院系抵制“大类招生”的原委所在。对此，我非常理解。

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就变成了：能否用外语专业“例外论”，去应对“大类招生”改革呢？换句话说，能否因为外语专业的“特殊性”而拒绝进入“大类招生”改革，或者，仅只在外语院系内部进行“大类招生”就可以了呢？如果要进入“大类招生”，零起点的外语专业该如何解决其实际困难呢？

在对我国整个高等教育改革的思路、方针以及“大类招生”的状况做了深入研究之后，我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外语专业不能因为其专业的“特殊性”而拒绝进入“大类招生”改革；仅只在高校的外国语学院或者外语（文）系内部进行“大类招生”，只能是权宜之计，不会持续长久；对于零起点的外语专业，困难确实存在，但需要教师转变观念，找到有效的应对措施。我的理由如下：

第一，“大类招生”是大势所趋。今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这些中国的顶尖大学，将实验多年的“大类招生”推而广之，全面铺开，从而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再上新台阶的序幕。以清华为例，2017年该校打破了院系和专业壁垒，将所有本科专业划分为数理类、化生类、人文与社会类、机械、航空与动力类等16个大类进行招生，到大二时再分流到各个专业。其培养的机制是，在本科阶段前两年（有的是一年）统一学习基础课，到大二或大三时再根据学校要求、个人兴趣、专长和发展方向，在大类所含专业中重新选择具体专业。像这样的改革洪流，在顶尖高校即将成为常态。而我坚信，其他高校很快会跟上这股潮流，从而使中国高校在短期内就全面推行“大类招生”模式。在这股洪流中，外语专业“例外论”很难坚持长久。

第二，“大类招生”深刻反映了中国高等教育理念的转型。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大学生进入普通高校，目的是为了接受高等教育而非特别专业化或者职业化的教育。这就从过去的精英式的“培养人才”的模式，切换到了大众化的“培养人”的模式。这一转变，并非否认当今的大学生是人才，而是说，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注重“培养人”的模式，其实蕴含着“人人可以成才”的逻辑与理念。这是当下高校注重通识教育，注重对人的全面培养的原因所在。正是基于此，我才对中国高校很快就会突破“大类招生”而走向不分专业、不分类别、抵达最原始意义的、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大学招生”充满信心。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到那个时候，外语专业“例外论”又该如何自处？

第三，“大类招生”意味着给学生提供了“两次择业”的机会。这里的“业”当然是“专业”。拒绝进入“大类招生”，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让学生失去了这样两次选择专业的机会。我们知道，“大类招生”实行之后，学生在填报志愿时选择的是“大类”而非专业，这样考生志愿涵盖的专业选择数，自然会远远超过现在所规定的6个。考生的自主“择（专）业”的机会将会大大增加。这是第一次选择。到了入学之后，学生经过学科大类的基础课的学习，到一年或两年后再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专业选择。这是第二次自主“择（专）业”。究其实，这里的第一次选择，既提高了考生的志愿满足率，也加大了录取率；而第二次选择，既让学生接受了通识教育，使其可以扩大知识面，开阔眼界，也可以使学生在充分了解专业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兴趣与能力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专业，从而保证其对所选专业有发自内心的认同甚至是热爱。

如果坚持外语专业“例外论”而不进入“大类招生”，实际上既剥夺了考生的第一次“自主择业”的机会，也剥夺了大一新生或者大二学生的第二次“自主择业”的机会。除非高中生或者大学生有着非常明确无误甚至是坚定不移的学习外语的决心和目标，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想见，绝大多数的考生和大学生都不会让自己就这样白白丧失了绝佳的两次选择专业的机会。

如果在“大类招生”中一味坚持外语专业“例外论”，那么，未来很可能遇到的第一个尴尬处境就是，外语专业的第一志愿率会严重下滑；这一点，目前在实施了“大类招生”的顶尖高校中已经出现。第二个尴尬处境，则很可能是未来大多数考生（更不要提优秀考生了）不愿意选择进入外语专业，只是迫于无奈（比如高考失利等因素）而不得不进入外语专业，那么他们未来对外语专业就缺乏兴趣。我相信，面对“大类招生”，考生在未来一定会用脚投票，做出令外语专业尴尬的选择。到那个时候外语专业再去改革，岂不晚矣？

第四，在外语院系内部实行“大类招生”乃权宜之计，但应该不会长久。我所说的外语院系，当然是指普通高校中的外国语学院或者外语（文）系。在一般高校的外语院系，其语种大多为个位数，只有比如2到3个或者3到5个，能够达到10个以上专业的外语院系，可谓凤毛麟角。应该说，没有10个以上甚至更多的专业可供选择，而仅只是在院系内部进行所谓的“大类招生”，其实意义并不大。道理很简单，这种“内部消化”式的改革，无法满足学生对“大类招生”的渴望以及接受更广泛的通识教育的需求。

第五，对于像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这样的语言类为主的高校，如果实施“大类招生”，同样会对各个专业带来不小的冲击。首先，他们所开设的外语专业的语种，大都在数十种，未来甚至要上百种。对于选择进入语言类为主的高校的考生而言，如果高校实行了“大类招生”，那么，学生自然受益。而这自然会对目前规模最大的英语类专业产生不小的冲击。因为学生的选择机会在增多，国家发展迅速，世界格局变化多端，对于语言的人才需求更加多样化，当然会影响到考生和学生的专业选择。换句话说，在其他普通高校外语院系内实行“大类招生”而不会对英语类专业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在语言类高校中，或许就有所不同。其次，不能忽视语言类高校所具备的更多的人文社科专业的现状，这实际上也同样给学生带来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比如，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开设了66个本科专业，分属文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工学、理学、教育学、艺术学八大学科门类。如果全面实施“大类招生”，学生就不一定非要在该校所能提供的20多种语言中进行选择了。除非设置严格的障碍不让学生进入其他门类，否则就很难忽视诸如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对学生所具有的巨大的吸引力。对此，语言类为主的高校英语类专业同仁，也应该早作准备。

第六，零起点的外语专业，也应积极应对“大类招生”带来的变革。首先，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英语教育，当今时代的中学生的外语水平与能力之高，已经远超之前的学生的水平与能力，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即便他们开始要选择一种新的语言从头学起，也应该充分相信他们具备了接受今天“大类招生”所带来的严峻挑战的能力与水平。其次，教师要转变观念，不能再坚持零起点只能按照过去传统的教学模式来继续的想法。“大类招生”是整体性改革，无论对学生还是教师，压力空前。正如北京交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史贞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大类招生”之后，学生或老师有时会说到工作量加大、学习压力比较大，但总体看，大家的机会都是公平的，实行这么多年并未出现太大问题。为了进入热门专业，一些学生在大一时会更加努力学习。而这正是学校所希望的，学生本职就是以学习为主。而“政策制定不会只考虑一两个个体，要考虑大多数人，从整体出发”（“清华大学从2017级起全面推行大类招生”，见《新京报》2017年4月12日）。再次，“大类招生”引发的是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方法的深度改革，各个专业的教学方案都将进行全面的修订，而其核心是凝练专业核心课程，从而形成公共基础课、大类平台课、专业核心课程（乃至荣誉课程）等的系列框架。为此，在二年级时加大基础课程的力度与课时数、专业课下移，都将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当然，如何科学合理而又有效地进行课程设置，而且使这样的变革落到实处，仍需外语界同仁共同思考与探索。

综上所述，在“大类招生”的改革浪潮中，外语专业很难置身其外，也不能置身其外。在改革的浪潮中，唯有迎头赶上，外语专业才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编者注：本文原文选自《当代外语研究》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