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海南大学文学院穆雷曾给今年在昆明召开的第四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提交了一篇很有趣的关于语用学与翻译的论文[1]。她借用笔者在《语用学概论》（何自然 1988）中的一些例子，从翻译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翻译中到底要不要把语用含义译出来？如果要译出来，要译到什么程度？她引用了以下几个例子：

为配合作学术报告，报告人利用幻灯或电影作讲解或说明时说的

(1)     Lights,  please!

究竟应该按照原文直译为模棱两可的“灯光！”，再由读者自己去判断是关灯还是开灯；还是在翻译时就根据语境，由译者确定译成“请开灯！”或“请关灯！”呢？再如，下面这个对话：

　  (2) A:  Oh,  what  beautiful  handwriting!

        B:  No,  no,  not  at  all.  You  are　joking.

    Ｂ的应答显然是一种语用失误。穆雷问，如果这时候他们之间有一位翻译（Ｂ可能是用汉语作出应答），他（她）会在翻译Ｂ的应答时予以纠正，改说成符合对方习惯的”Thank  you”，那样合适不合适？穆雷认为，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这种最常见的应答固然可以用符合译语文化的语言去翻译，但她怀疑，对方是否会以为中西文化在处理这类情况时所用的语言习惯完全相同呢？怎样才能让西方人了解中国人以谦虚为美德的习惯呢？穆雷引用的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操汉语的人对恭维与赞扬的反应往往是说一些“自贬”或“否认”的话：

　　(3) A:  你这件毛衣真漂亮！

        B:  漂亮什么！ 穿了好几年了。

如果使用符合译语文化的原则，这个对话译成英语就应该是:

      (3a) A:  You　look  smart  in  your  sweater.

        B:  Thank  you.

    可是这样译行吗？穆雷还提到汉语中的“二哥”、“三妹”，如果英译为: “second elder  brother”, “third  younger  sister”固然不足取， 可是遇到大家族，只简单地译成sister,  brother, 又无法说清人物间的关系和行为，这又该怎么办？穆雷最后说：“我们的翻译教学，以前大多只讲某句话不应怎样译　，应该怎样译，很少讨论为什么应该这样译？我们应该把语用这个‘武器’交给学生，　在讲课中结合译例加以分析阐述。“她认为：“在翻译教学的哪一个阶段，结合语用学的哪一部分原理，讲解哪一种翻译技巧的根据，这些都是我们要讨论要研究的。“

穆雷为讨论翻译中的语用学问题开了一个好头，我想就她所提的问题也谈一点体会和认识；同穆雷一样，我的意见也仅仅作为引玉之砖，祈望得到译学方家指点。

二、翻译中的语用学问题

穆雷提出的有关翻译中的语用学问题是值得注意的。传统的翻译理论有过直译和意译的争论；但前人已为此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开始译书之时，有两先决问题：即译者之中英文字是否清通？其对于原文内容是否完全了解？此两问题若能得满意之解决，则一书中能用直译者直译之；倘因形式之变换发生困难，则意译亦可。“[2]现在的问题比直译、意译的讨论更深入一步：什么时候能直译，什么时候能意译？难道只是因形式之变换发生困难时才意译吗？翻译要译什么？如果我们注意研究翻译中的语用学问题，我们会对上述问题有一个新的答案。例如，语用学是讲究原语的语境的，因此像穆雷举的 “Lights,  please!” 这个例子，如只译为“灯光！”，就远不及按照语境将它分别译为“请开灯”或“请关灯”来得恰当。语用学的语境还包括说话的环境和说话的对象。因此，

      (4)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如果要为中国读者将这句谚语译成汉语，就不宜直译。这时，用人们通常说的“入乡随俗”意译出来固然稳妥；但根据语用等效的原则，换个形象，译成中国读者熟悉的俗语“上什么山，唱什么歌”那不是更生动吗？

如果注意运用语用学理论来处理翻译中的问题，汉语中“二哥”、“三妹”的英译，在语境明确、不会招致误解的情况下，我们尊重译语的习惯，分别简单地译成brother和sister，那是无可非议的；如果我们根据语境，获知原文中的“二哥“、“三妹”的名字，我们甚至可以直接用译语的文化习惯来取代原语的文化习惯，即大胆地将“二哥”、“三妹”改译为他们的名字。这类问题在英译汉中困难也许更大一些。当我们遇到原文中的brother或sister时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如果我们熟悉原文的内容和背景，在汉译时能够明确brother指的是“兄”，或者是“弟”，明确sister指的是“姐”，或者是“妹”，那么，这个汉译当然很好；但当我们不熟悉原文的内容和背景，这两个连初学英语的人都十分熟悉的单词，汉译起来甚至会难倒我们的专业翻译工作者。十多年前，当我们翻译John  Holland Rose编著的The  Life  of  Napoleon I（《拿破仑一世传》）[3]时，我们就曾经为sister而犯愁：到底应译成拿破仑的姐姐还是他的妹妹？为此, 我们当时查阅了不知多少有关的书藉！

翻译中出现的另一个同语用学有关的问题是穆雷提到的中西文化差异。一般说来，我们懂外语的人是不会将Miss  Mary  Rodman译为“玛莉小姐”的。因为在英语里只说Miss  Rodman（罗德曼小姐）, Dr  Rodman（罗德曼博士），而不说什么*Miss  Mary或 *Dr　Mary。　可是我们译制的电视剧却不管这么多，剧中人物对白的译文照样称呼“玛莉小姐”，“玛莉博士”。也许那只是配音演员为了使广大观众易于接受和便于记忆，因而故意作这样处理的；但从翻译的角度看，这样的翻译恐怕不能容忍。

事情的另一面又出现在汉译英上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国很多城市里都出现过这样的横幅标语：

　　(5) 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来。

这句话是带有浓厚的汉文化色彩的，它最早是用来表达人们对汽车驾驶员出车上路的一种良好祝愿。可是，如果我们不问语境，硬是把这条横幅按字面的意思英译出来：

       (5a) Go  to  work  happily,  and  come  back  home  safely.

外国人听到或读到这样的译文，他们准会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会困惑地问一句："So what?"（那又怎么样？ ）如果我们注意语境，懂得原文的意图，上面这个句子，我们只消译出短短的一句话：

       (5b) Good  luck!

这就足够了。这样译，原文的字面意思的确被忽略了，但原文当时的语境和要表达的用意却得到充分而准确的体现。(5a)和(5b)两个译文熟优熟劣，不是很清楚了吗？

　　如何处理翻译中的语用学问题，当前译界称之为语用翻译。它同语义翻译相对应，成为翻译理论中的一个新模式。

三、语用翻译与关联理论

语用翻译这个说法是近十多年来才出现的。它是一种等效翻译。关于语用等效翻译，笔者在 “Pragmatics　and　CE/EC　Translation” 中(杨自俭、刘学云 1994)已有论及。语用等效可分为语用－语言方面等效和社交－语用方面等效。语用－语言等效翻译近似于Nida提倡的“动态对等翻译”(Dynamic  equivalent  translation)（Nida 1964）。所谓动态对等，指“最切近原语信息的自然对等”(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in　the　target　language)。具体地说，就是在词汇、语法、语义等语言学的不同层次上，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只求保存原文的内容，用译文中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将这个内容表达出来，以求等效。至于社交－语用的等效翻译，指为跨语言、跨文化的双语交际服务的等效翻译。这类语用翻译所采取的方法最不固定，译者遵循的原则可以是多方面的。例如，在准确了解原文内容的前提下，根据原文提供的语境，译时主要让读者领会，译文顺从译语的文化习惯，变洋为土，使他们乐于接受；或强调以原文精髓为目的，译文力求体现原语的风格与文化背景，让读者领会异域的风土人情，增长见识。

随着语用学的最新发展，语用翻译理论作为译学中的一种新说，近年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我们知道，任何的翻译理论都主张要对原文语言有正确的理解；而关于自然语言的认知和理解，西方语言哲学界和语用学界有过长期、深入的讨论。８０年代中期，D. Sperber和D. Wilson提出关联理论(1986)，认为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要找关联，要靠推理。而翻译中为达到语用等效，其前提正是正确地认知和理解自然语言。因此，关联理论就成为当前指导语用翻译的新论。在西方的翻译理论文献中，我们已见到了论述翻译与关联理论的专著(Gutt, 1991)，除了当今流行的Peter  Newmark(1988)和Roger  Bell(1991)这两家分属形式和功能语言学翻译理论模式之外，根据关联理论发展起来的第三家属于语用学翻译理论模式，现正日渐受到西方翻译理论界的注意。

什么是关联理论？它是认知自然语言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的形成基于以下的事实：自然语言中的每一个话语都可以有多种理解；人们不一定在任何场合下对话语表达的各种意义能够全部理解；他们往往只用一种单一的、十分笼统的标准去理解话语，于是对这个话语只认定了一种理解，而排除了其他可能的理解。根据这些事实，关联理论认为，要理解一种语言，靠编码→解码的表面功夫只能让交际双方“互相知道”说了些什么，只有靠认知→推理的办法，才可以让双方“互相明白”对方的话。要正确理解自然语言，就要在接受自然语言信息的过程中，通过语境来寻找信息的关联（亦即取得语境效果），然后再根据话语与语境的关联情况，进行推理。语境与话语的关联越密切，推理就越容易，理解话语也越容易；语境与话语的关联越疏远，推理就越费力，理解话语也越困难。

　　语用翻译从关联理论里得到了什么启示呢？

　　１）要翻译，首先要理解原文。根据关联理论，要准确理解原文必先重视原文的语境，通过对语境的分析，寻出找原文与语境间的最佳关联，从而取得理解原文的语境效果。

　　２）寻找关联，要靠译者的百科知识、原文语言提供的逻辑语义信息和与原文文意（包括语境和文化意义）信息等一些对理解原文有用的信息。因此，寻找关联的过程就是提取各种各样有效信息的推理过程。

　　３）由于原文作者和译者的认知环境不同，作者力图实现的语境效果同译者从原文和语境中寻找关联而获得的语境效果毕竟是两回事。这一来，原文信息和译文传达的信息就不可能完全一致。此外，译文传达出来的信息内容是由译文的读者去理解的。于是形成这样的局面：原文作者的认知不可能等同于译者的认知，而译者的认知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读者的认知；译事是一种三元关系（作者－译者－译文读者），而不仅仅是作者和译者的二元关系。

四、翻译要译什么？

我们要回到文章的题目上来了。“翻译要译什么？”的意思是问：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应该直译原文的字面意思呢，还是要译出原文作者要表达的意图？遇到字面意思和原作者意图不一致的情况时，可以不可以既译出字面意思，同时又能让读者领会到原文作者的意图？如果一定要舍此留彼的时候，到底该保留原文字面意思，还时力求表达出原文作者在字里行间的本意？从语用翻译的角度看，这些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语用翻译会给译者留有较大的自由处理的余地。

语用翻译怎样自由处理上面提出的问题呢？关联理论强调，人们的相互理解靠的是一种“相互指明”（mutual  manifestness）。如果人们能够认知某事物，那么他（她）就能对该事物予以指明。所以，当译者认知原文的字面意思就是作者的本意，他（她）当然会照译不误；至于作者在字里行间暗含的意图，译者就要通过具有关联的各种信息进行推理而有所认知。接着，为在译文中对此给予“指明”，如预料译文读者无法透过直译的字面意思来领悟意图，那就只好舍弃字面意思而译出作者的用意。

关联理论还强调语境效果；翻译也要通过找关联来获得最佳的语境效果。找到原文与语境的关联，就有可能对各种有关联的信息进行合理的推理，从而正确理解原文。译者理解原文，就是理解原文的用意，就是将原文作者意图指明的事物再给自己译文的读者指明。

关联理论认为，人们所处的环境，他们的经历，以及他们的认知能力都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各自建立的认知环境(cognitive  environment) 就会存在差异，对事物的认知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不同的人各自看问题的角度可能不同，即对同一件事，甚至同一语境，都可能有各自不同的推理，产生各自不同的认知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译事是一种包括有原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的三元关系，不可能指望原文与译文表达的事物完全等同。当原文出现a  cup  of  tea时，译者自然会译为“一杯茶”；然而，原作者心目中的a  cup  of  tea同译者所译的“一杯茶”在认知上是不可能相同的。当译文读者读到“一杯茶”时，他（她）心目中认知的“一杯茶”当然有又别于译者所译的“一杯茶”，而与原作心目中的a cup of tea相去就更远了。

　　 翻译中的语用等效，用关联理论来解释，就是为了照顾读者的认知。这里我借用谭载喜与奈达合写的一篇文章(谭载喜、奈达1987)里的一个例子作一些分析：

　　(6) It  is  as  significant  as  a  game  of  cricket. 

这句话如果出自英国人的口，译者可能根据自己的百科知识，知道英国人酷爱板球游戏，再加上逻辑信息和句子词语的信息（如果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句子，还须考虑原文的其他一些语境信息），找出关联，进行推理，从而确定原作的意图是强调某事情的重要性。既然原文用意在于强调某事情的重要性，我们就要看看原文所表达的形象在汉译中能否保留。当我们发觉无法保留原文的形象时，我们就要考虑更换形象，从而照顾到译文读者的认知。于是，这句话就可以译为：

       (6a) 这件事如同吃饭一样重要。

万一无法更换形象，只要我们对原文的意图有正确的理解，把上面这句话简单译成：

       (6b) 这件事十分重要。

这恐怕也是无可非议的。相反，如果我们不从语用等效的角度考虑原作者这句话的意图，只会按字面直译为：

       (6c) 这件事如同板球赛一样重要。

这样的译文恐怕连译者本人也不知所云。

翻译要译什么呢？我想，应该译意。这个“意”是指意图，原文作者的意图。

但这不是说原文隐含的东西翻译时都得“说穿它”。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因文化差异而出现不能通达的情况下，为了使读者有一正确的认知，译文才考虑更换形象，甚至放弃形象，只求译意。根据关联理论，译事既然是一种三元关系，我们的译文如果过于拘谨，恐怕会弄巧成拙；这时的译文只有表面上和原文相似，但它却无法传达出原文的真髓和意图。

至于语用翻译如何处理原语和译语的文化差异，在前面提到过的笔者所写的文章中（见杨自俭、刘学云 1994)已有所涉及；我国学者近年在这方面的论述又增添了很多精辟的见解，无须在这里赘述。笔者只想从语用翻译的角度，就“翻译要译什么？”这个问题简单归纳几句话：

译者在正确认知原文作者的意图的前提下，如要表现原语文化特征，增强译著的异域感，则语用翻译主张尽量译出原文的形象和习惯；相反，如果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文化习惯，减少他们在阅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理解上的困难，译者不妨以照顾译语文化为主，或改换形象，或直接译出意图。从语用学的角度看，译文无论作什么样的处理，只要它能实现语言交际的目的，它就是一种可行的语用策略，不宜轻易肯定某种处理方式，否定另一种处理方式。

（原载《外语与翻译》1996第2期）

参考文献

Bell, R. 1991. Tranxlation and Translating. London: Longman.

Gutt, E.-A. 1991.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Oxford:

  Blackwell.

Newmark, P.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ion.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Nida, E.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Leiden: Leiden, E.J. Brill

Sperber, D. and D. Wilson. 1986.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Blackwell.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谭载喜，奈达. 论翻译学的途径[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1)

杨自俭、刘学云编.　翻译新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1]穆雷：“语用学与翻译－－读书断想”（’９５第四届全国语用学研讨会论文）

[2] 《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翻译通讯》编辑部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p.171

[3] 《拿破仑一世传》（下卷），【英】约翰·霍兰·罗斯著，广州外国语学院《拿破仑一世传》翻译小组译，商务印书馆，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