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伟，上海海事大学英语教授。1987年任外语系副主任，2001年任外语学院院长，2005年任院教授委员会主任，2011年退休并发挥余热。

 

主编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视野大学英语视听说教程》第二版，2、3、4册（外研社）。

 

译者、译审：“上海市人大、上海市政府法规文件（英文版），2010-2018”“交通部白皮书（英文版）1998-2018”。汉译英译作《中国引航简史》外文出版社，1998。

 

教育部对英语专业屡亮红牌，但名牌大学并无关门的风险，面临危机的主要还是双非院校，特别是质量较差的双非院校。这些学校的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能力不强，很多人通不过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市场竞争能力偏弱，现在无论转向人文还是工具（专门用途英语ESP），都很难摆脱困境，重点应是如何提高英语语言实践能力，以增强就业竞争力。为提高英语实践能力，应先厘清外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目前外语界偏重学术论文与科研项目，职称晋升完全取决于此，与外语实践能力基本无关。而社会公众偏重英语实践能力，批评英语教学效果少慢差费，学生学了十几年仍是“哑巴英语”就是很好的例证。我校也有这样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初，我校外语系汇集已发表的论文，包括《红楼梦》翻译研究、载于《外语与教学研究》上的语言学论文，载于英国ELT Documents上的论文，编成一本论文集，兴冲冲地送交通部请功，结果被交通部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我们的研究方向完全错误，没有为国家交通运输事业服务。当然，交通部领导的震怒未起作用，多数教师仍争取在普通英语领域发表论文，因为航运英语虽然实用，但从外语科研角度来看是一片盐碱地，很难种出成果。由此可见，外语理论与实践的分野有难以抗拒的深层次原因。

 

 

一个人的大脑容量有限，要同时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达到顶峰很难。

 

英语实践能力很强的大师，如杨宪益、许渊冲、许孟雄、Beijing Review、China Daily撰稿人等，其英语表达能力精确地道、出神入化；但他们鲜有理论总结的成果，令人扼腕痛惜。

 

外语学者在理论方面遥遥领先，在核心期刊频频发文，拓展了人类知识。论文主要用中文撰写，只有从英文摘要中可见其写作水平的一鳞半爪。不少英文摘要的水平与以上实践大师相去甚远。笔者曾在《上海科技翻译》（2001（1））上撰文指出《中国翻译》（2000，（3）、（4））中含有50余处错误，例如词性错误 the lose (应作 loss) of…; 单复数不一致the necessary contextual information which are…(应作 is)。这些Abstracts显示理论专家的实践能力逊于上述实践大师。后来《中国翻译》聘请了专职英文审阅人（见每期内封面），提高了英文摘要的质量，但已不是作者原来的英文了。

 

现在其他杂志也高度重视英文摘要，上海交通大学主办的《当代外语研究》投稿指南要求“英语摘要要地道，要请专业人士把关。”其实投稿作者自己就是英语专业人士，那么为什么还要再请专业人把关？看来这里的“专业人士”应指英语实践能力强的人，可见编辑部收到的不少英文摘要质量欠佳。现在的众多英文摘要可能是原作者与期刊主编合作的结果，两者都是理论大咖。但即使这样把关，最后发表的很多摘要仍有或多或少的小错，英文质量仍低于实践大师。即使我们阅读杨宪益、许渊冲、Beijing Review、China Daily十几页的英文，也很难找到一个错误。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查明建教授在《文汇报》（2019.1.21）发表题为“英语专业不是学英语的专业，掌握英语技能只是最低要求”的文章，他低估了掌握基本英语技能所需付出的艰辛努力，笔者担心会导致双非院校本科生在英语技能训练方面减少投入时间，从而加剧其困境。笔者查看了查教授在知网论文中的英文摘要（估计也是作者与主编的合作结果），水平明显高于绝大多数论文作者，包括笔者，但也有需要改进之处。

 

例如以下这句话语法不对：The updating the conception of world literature and the expanding its research pattern contain many factor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中国比较文学，2013.10）。有时不注意单复数，在同一摘要中Polysystem Theories和polysystem Theory混用。a comprehensive “systems theories”中a 与theories不宜连用（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The objec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 to find and discuss the poetic problems from similar and shared phenomenon within world literature. (中国比较文学，2011.1) 以上的单数phenomenon应改成复数 phenomena；如一定要用单数，前面需加a，改成a similar… phenomenon。还有修辞上可改进之处，如the sole use of any single theory（sole与single在语义上重叠了，可删除sole）（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

 

笔者认为理论家在理论上所做的杰出贡献令人钦佩，但英语实践能力也并非可在短期内练就，需要经年累月的积淀。双非院校英语专业本科生即使将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听说读写译的基本功训练，尚不一定能达到很高水准，如果再向语言学、文化、哲学等人文领域拓展，就是舍本求末了。

 

 

与ESP转向的倡导者相反，译国译民语言服务（翻译）公司董事长林世宋认为，“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工作中的一些实操内容，只要经过3个月学习，就能够初步掌握，而语言是需要长期积累的。”（《上海国际交流英语》2019.1.14）

 

我们在上海海事大学的工作也能证明英语基本功比专业知识更为重要。本世纪初以来，本市各校招聘外语教师都局限于博士。我校外语学院和人事处认为这是个机会，之前，北外、上外毕业生从不到我们这所非重点学校求职，于是人事处给外语学院开了一个口子，在网上招聘北外、上外、北大、复旦的硕士毕业生（要求其本科也毕业于这些名校）。由于上海其他高校都不招硕士生，最后我校通过大量筛选录取了一批北外、上外的尖子毕业生。他们入职前从未接触过航海、轮机专业论文，我带领部分北外上外毕业生以及本校三位成绩优秀的翻译专业硕士生（MTI）（过去都未曾接触过航、海轮机技术），翻译了一本航海轮机专业核心期刊论文集《航海技术》（2012专刊），其中专业术语很多，很难翻。有一术语我无论如何查找不到，但一位北外高翻毕业生查到了，她进入一位老船长的博客与其对话后查明。此英文版的审稿人是一位老船长，他判断我们的译文是比较地道的航海英语。最后这本英文版论文集被送到航海界国际会议参加交流，得到好评。鉴于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本航海轮机论文集的英文版，交通部副部长徐祖远专门批示表扬（《航海技术》2013（1））。后来我又带领部分青年教师翻译了交通部的白皮书，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可见英语语言能力比专业知识更为重要。

 

 

进入研究生阶段，学生能获取不少理论知识，但其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很难得到进一步发展。研究生阶段主要在学习理论，语言实践课很少，而外语学习的特点是边学边忘。其实很多学生到大四以后，英语能力就僵化了（fossilized），甚至会逐渐退步。我们的本科教育如果再忽视语言技能训练，强调人文素质培养，就错过了学生最佳的语言训练时间。

 

现在硕士生考试能力不佳是常见之事。如要参加二级笔译考试（CATTI 2），翻译专业硕士（MTI）未必考得过本科生，原因在于很多硕士生在本科阶段没有打好基础：各校招收的硕士生中，只有少数是本校升上来的，多数来自低一级的学校。一本学校的硕士点要招收不少二本学校毕业生，二本学校要招收不少三本学校毕业生。如果二本学校学生进入一本学校读硕，而英语实践能力没有明显进步的话，他们很可能考不过一本学校的本科生。

 

现在有些单位招聘时特别看重应聘者本科毕业于那所院校，外文局“北京周报社”的招聘要求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本科一般为211或985院校（http://www.sohu.com/a/207772702_660761），可能是因为经验告诉他们，本科以后的阶段，英语很难再有进步，读博读硕都不管用。

 

总之，本科四年是发展英语语言能力的关键时期，而发展听说读写译的能力并非易事，本科生唯有全力以赴，方能达到较高水平。

 

 

 

对于多数双非院校，应改变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让两者并重，但目前还存在制度性的障碍。一方面，在职称晋升方面，外语专业与其他专业相同，都是以论文与科研项目为主，外语专业很难自己单独另搞一套。另一方面，外语理论成果在各个学校（不包括外国语大学）中所占比重甚小，对于提升学校的科研成果贡献不大，所以很多学校（包括名牌大学）对其外语学院的期盼还是在教学方面多做贡献。或许外语介于理论物理和体育竞赛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理论物理需要的是纯理论研究，而体育竞赛需要拿出比赛成绩，如果把外语完全等同于理论物理，就扼杀了其实践性的特征。鉴于外语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制度性矛盾（部分其他专业也有类似问题），这需要教育管理部门予以统筹解决（参见2.6节）。

 

 

应当给教师的教学探索予以政策扶持。在教师最关心的职称晋升方面，目前对实践能力的扶持基本是空白。如果某教师潜心研究出提高学生语言实践能力的办法，提高统考通过率，对晋升能否有用？如果某教师在教学大赛中获奖，对晋升能否有用？我校教务处长曾在会上谈到他的设想：如获得全市或全国教学大赛一等奖，可直接晋升副教授，而我校一位青年教师确实获得了首届“融通杯”全国商务英语教学视听说大赛一等奖，但要具体落实到职称晋升目前还有困难，尚有待克服评审体制上的障碍。

 

没有相关政策，一线教师的积极性难以调动。以下是我校的一个具体案例。在上世纪90年代，当社会还不是十分强调科研成果时，我们这所二本院校曾在英语专业四八级统考中取得佳绩，1997-2000连续几年在全国理工科院校中名列前茅，其中1998级同学的四级通过率达100%，均分76.51，仅略低于清华大学，名列第二名。当时取得这些成绩的因素很多，教师的无私奉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教师不怕备课麻烦，主动增加了一套教材，同时将两套教材强压下去。每堂课都有大量操练、听写练习、拼写练习，每周都有小测验，检查是否掌握了老师课堂讲解的语言点。期末考试前的平时分数很多，加权计算后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期末考试不放分，59分也可能不放。教师手头掌握2分的“学风分”，如果认为某生确实很用功，方可将58分提到60分。遇到一个学风差的班级会出现大面积不及格。这些工作需要消耗教师大量时间，但不是科研成果，最后这批上基础课的教师都未能晋升正高。现在很多青年教师已将注意力转到论文与项目上去了，本科生的成绩也不如过去了。

 

此外，由于扩招，学风下滑，光靠教师的积极性还不够，还需要学校、学院制定政策，重奖成绩优秀者，重罚不达标者，保持强大的推力。

 

 

学习的重点应是记住大量词汇词组。几十年来，教育工作者总是将较多学时用于精读，也即要讲解大量语言点、反复操练，所有精读教材练习题的核心内容都是词汇词组练习。可见前人的直觉就是词汇词组格外重要。可惜教材中的语言点数量尚不够，如果再分散到各个学期，前学后忘，效果自然就会打折扣。

 

笔者认为，如果能编写数量较大（但不能过大）的包含常用词组句型的词汇手册，推动学生集中学习，效果可能会更好。笔者文革期间是个英语自学者，当时没有教材可学，主要就是仔细研读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等词典的例句，挖掘其中的词组与句型，最后在没有上大学，没有经过英语作文和汉译英训练的情况下，就能轻松自如地用英文写作，将中文报纸中的一些普通文章视译成英文，还经常向出版社、北京周报社等投稿，指出其刊物中的个别英文错误，所依赖的功底就是积累了数万词组句型。

 

关于校内的期末考试，目前上级通常要求教考分离，经常会导致与学生本学期所学内容无关的水平考试（proficiency test）。水平考试能测出学生的实际水平，但期末考试测出学生水平没有意义：外语学习的特点是需要长期积累，中学功底好、入学后不用功者往往得高分，而中学底子差、入学后努力学习者很难在1-2个学期内追上，因此成绩往往不理想，最后导致全班学风下滑。校内考试如改用学业考试（achievement test），有助于引导学生扎扎实实地掌握每个学期所学内容。

 

 

社会考试、统考至关重要，能相对准确地测量学生的实际水平，也为二本院校中勤奋学习的学生提供了咸鱼翻身的机会。如果通过四年本科的努力学习能够取得多数名校学生尚未取得的统考证书，或许就能在就业市场上获得新的机会。

 

根据《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将来可能会举办1-9级的英语统考。统考能起到很好的反拨作用，揭示外语学习的规律，促进外语教学改革。过去不允许非英语专业学生参加英语专业的四八级考试，所以英专八级的含金量很高。一旦实行1-9级英语统考，很可能会出现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结果，例如英语专业的学士硕士可能考不过一些高中优秀学生，这时社会舆论将倒逼英语专业进行改革，拿出具体办法，大幅提高英专学生的语言实践能力。

 

在硕士层面也有类似例子，例如MTI学生与CATTI考试接轨的问题。从事翻译实践工作的中国外文局要求两者对接，但全国翻译专业（MTI）教学指导委员会则很少将两者直接挂钩。教指委在验收各校MTI质量时采用“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培养单位评估指标等级标准”，强调教师应有翻译实践经验、学生有15万字的翻译实践、学院有翻译实习基地、有较多翻译课程、有适当的翻译教材等等；而最终的教学质量（学生的翻译综合能力、论文等）只占20%，其中“翻译综合能力”只占20%中的1/4，而且没有与CATTI 2直接挂钩。可见外文局对翻译实践的具体要求与教学单位的评估指标不契合，最后事实上只有约10%的MTI学生能通过CATTI 2。面对此困境，外文局把对翻译实践能力的要求下调到面向本科的CATTI 3。外文局领导黄友义指出“要求MTI学生在就读期间至少取得相应语种的三级证书”（2015，http://www.catti.net.cn/2015-04/12/content_682707.htm）。如果今后MTI学生在与本科生竞争中仍不占优势，势必会倒逼MTI的教学改革，探索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有效途径，从而总结出有益的教学经验。例如，学生自己翻译15万字是否能导致其翻译水平显著提高，还是背出成千上万词组句型更为有效？要回答这些问题，理论上的辩论很难得出结果，但开展教学实验后用统考来验收，则更容易得出令人折服的结果。

 

如果双非学校英语专业学生能切实提高英语水平，在求职材料中拿出全国统考通过的证明，或主动将目标公司的简介翻成英文，或指出其网站中的英文错误，其求职成功的几率会有所增加。现在很多公司只招收211大学毕业生，但如某生能获得211大学只有少数学生能拿到的证书，如CATTI 3、CATTI 2、口译证书等，他还是有一些机会的。尽管CATTI 2考试的通过率仅10%左右，我校有一位MTI学生考出了75分的高分，后来求职时很多高层次的单位都愿意录用，也即他的选择余地很大。

 

 

英语专业还应关心大学英语教学，因为公众并不严格区分这两者，所有大英教师都是英语专业培养出来的。而且英语专业教师与大英教师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当前关于英语专业前途的大讨论显示，名牌大学的英语专业并无关门之虞，多数精英主张向人文发展，国家在这方面也有一定需求。其实名牌大学的困难之处可能在于大学英语教学。由于学生入学水平已经很高，尖子学生的水平已逼近教师的水平（王大伟，《译世界》2019.1.10），授课难度加大。如果今后教育管理部门部将大英从必修课、限定选修课改为任意选修课，学生可能会大量流失。目前尚缺少这方面的研究和应对措施。

 

另一方面，较差的二本院校英语专业今后可能陆续关门，但这不意味着其大学英语教研室关门，部分英语专业老师会转向大学英语，有利于大英教学从大班转向小班。这类学校的大英学生往往水平不高，不少人入学时的词汇量不足2000，因此不得不保留大学英语教学，否则基于遗忘原理，他们到大四毕业时的英语水平会大幅下降，认识单词很少，难以适应市场对英语的基本要求，从而对学校声誉、对整个英语界的声誉造成负面影响。

 

由于这类学校的大英教研室不是处级单位，可能会并入基础部。

 

 

如果大英教研室难以提升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还可以考虑向ESP转向，其对接市场的意义十分明显，也容易得到各校领导支持。我从1987年担任外语系副主任以后，经常要听取校领导的指示和建议。几乎所有领导都懂一些外语，都想指导英语教学的发展（据说很多学校领导都是如此），但他们的观点未必一致。有些领导希望外语教学向航海航运英语（也即ESP）方向发展，以便毕业后能更好地为航运航海企业服务；另一些领导则认为ESP教学条件不成熟，没有高质量的教材，没有科学的验收方法，所以应注重英语基本技能培养，提高四级考试通过率；但没有任何校领导提出要加强人文培养。对于大学英语教研室来说，如果无法提高大英四级考试通过率，转向ESP也不失为一种出路，至少能够更加接近市场。

 

为确保ESP及普通大学英语的质量，至少需要做以下工作：

 

1）完善ESP教学大纲，至少需要明确各个不同专业的词汇要求，例如3500-4000普通词汇+约500专业词汇，以便为ESP教材编写、教学验收提供一些依据。

 

2）应选用英语能力强的教师来编写ESP教材，否则ESP教材质量会显得与国家规划大英教材差距太大。鉴于英语界的骨干主要集中在英语专业，所以英语专业如能助一臂之力，有望提高ESP教材的语言质量。

 

3）政策上的扶持。由于名牌大学的英语专业是向人文方向发展的，势必以理论研究成果为导向。而较差二本院校的ESP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注重应用性。如果对两类不同院校的职称评审都以理论研究成果为标准，就阻碍了后者的发展。

 

在过去，公共英语（包括普通大英和ESP）常隶属于基础部，与马列主义、数学、物理、化学、体育等教研室并列。当时的分类也有其合理性，因为具有共性，都是面向众多学生、注重实际效果的。教育管理部门不妨根据其赋予这类教研室的实际功能，调整职称评审办法，在原有基础上增补实践性的内容。假如将教师在高级别教学大赛获奖、辅导学生获奖、提高学生的统考通过率、学生评教分多年名列前茅、ESP教材被较多同类院校采用、高级别非文学类翻译、国际会议同传服务等实践性因素也纳入职称评审条例，有利于激发这些教研室的积极性，最终让广大学生受益。目前中小学老师都可以晋升正高了，其评审指标主要不是理论研究成果。教育管理部门和教学指导委员会如能先明确大学基础部各教研室、大英教学、ESP教学等的实际功能，并据此设立能促进教学工作的晋升评审标准，则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