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岸，著名诗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编辑出版家。1923年生于江苏省常州市。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曾任华东《戏曲报》编辑，《戏剧报》常务编委兼编辑部主任，中国剧协研究室副主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人文社总编辑、党委书记。著有《萱荫阁诗抄》、《屠岸十四行诗》、《哑歌人的自白》、《深秋有如初春》、《诗论•文论•剧论》、《夜灯红处课儿诗》等，译著有惠特曼诗集《鼓声》、《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斯蒂文森儿童诗集《一个孩子的诗园》、《英美著名儿童诗一百首》、《济慈诗选》、《英国历代诗歌选》、《英语现代主义诗选》等。2010年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2017年4月19日，94岁高龄的屠岸先生在住所接受了中国网记者的采访，回顾了他爱诗、作诗、译诗，与诗为伴的生涯。（中国网李潇/文 陈博渊/图）

屠岸先生本名蒋璧厚。起笔名时，他效仿鲁迅，先取了母亲的姓氏“屠”字。后来查《词源》，恰巧发现有个复姓叫做“屠岸”，他认为“岸”字很好，是“对反动派傲然面对”之意，遂取笔名“屠岸”。诗人聂绀弩有次开玩笑，提到了《赵氏孤儿》里的大奸臣屠岸贾，问屠岸先生为什么要取反派的名字做笔名。先生反驳道：“‘屠岸’是古代的一个姓氏，一个大家族里出了一个坏蛋，又不等于所有姓‘屠岸’的都是坏人，你这叫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聂绀弩哈哈大笑。

屠岸先生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学习英文。读中学的时候，他还专门去上海的一家夜校补习英文。这家牛津英语夜校的校长兼教师是一位英国老太太，最反感美式发音，坚持要求学生们学习使用英国伦敦上流社会的语音。得益于这位良师的教导，屠岸先生的英文发音是正宗的伦敦贵族腔。多年以后，他在苏格兰格拉斯哥访问时，应邀朗诵了一首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诗，发音之标准令当地友人惊叹不已。

进入大学以后，屠岸先生时常去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公众图书馆看书。馆中大部分书籍是英文书，从古到今的经典著作应有尽有。他办了张借书卡，徜徉书海，不亦乐乎。屠岸先生对于语言学习的心得是：“不要先学语法，要先读作品，先会说，慢慢地自然就学会语法了。先要知道作品的本身美在什么地方，精神精深在什么地方，韵律在什么地方，朗诵起来节奏感是怎么样的。至于语法是其次的，不用管它，不懂也没关系。专门去学语法，顺序就颠倒了。”

1940年，屠岸先生看到英国19世纪后期著名作家罗伯特•斯蒂文森的一首诗，题目叫《镇魂诗》，觉得很喜欢，不由得提起笔来，尝试着将其翻译成中文。这是他译诗生涯的开端。屠岸先生出版的第一部诗歌译作是惠特曼的《鼓声》，这部作品的问世在当时是一个偶然。1948年，距离新中国的成立还有不到一年时间，上海物价飞涨，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形同废纸。屠岸先生与兄长将手头的金圆券换成了纸张，准备将自己创作的诗歌作品结集出版。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后期，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屠岸先生的兄长与友人都认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他挑选出来准备出版的抒情诗未免有些“小资情调，不合时宜”。于是原本准备用来印新诗集的纸张，就改印出版了他所翻译的惠特曼的诗集《鼓声》。《鼓声》原著创作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诗人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北方林肯政权的支持，反对南方奴隶主政权。屠岸先生借出版这部诗歌译作，表达出自己支持中国北方的延安、西柏坡，反对南方蒋介石政权的意思。

谈及曾经翻译过的西方著名诗人诗作，屠岸先生如数家珍。他曾经与小女儿章燕合作翻译出版《我知道他存在：迪金森诗歌选》。他评价说：“惠特曼和迪金森是美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迪金森生前十分低调，一生创作了近1800首诗，但在世时只有几首诗作问世，且都是匿名发表；而如今，她的光芒甚至有些掩盖了惠特曼。”

1950年，屠岸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出版，这是第一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中文全译本。谈及莎士比亚，屠岸先生认为，与这位伟大诗人同时代的诗人本•琼森所说的“他（莎士比亚）不是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这句话可谓对莎翁的定评。“莎士比亚的主要作品是戏剧，但是他的十四行诗可以和他最优秀的戏剧作品并驾齐驱，都是人类文学宝库内的珍藏。”

屠岸先生最喜欢的外国诗人是济慈。这位才华横溢的大诗人因肺病去世时年仅26岁。屠岸先生年轻时也得过肺病，当时国内没有特效药，生肺病等于是判了死刑。他的小学恩师、大学好友、邻居等人都是因为生肺病而过世的，当时他估计自己也活不长了，所以在读诗时，不禁把英年早逝的济慈引为知己，感觉像是“冥冥之中，上帝安排的我跟他相遇”。

济慈在写给兄弟的信中提到过一个诗学的概念，叫做“negative capability”，屠岸先生将之译为“客体感受力”。屠岸先生说：“诗歌所要歌颂的对象即为客体；‘客体感受力’意即放弃自己原有的思维定势，拥抱歌咏对象，将感受表达出来。我非常信奉这个诗学概念。” 屠岸先生的众多译作中，他本人最喜欢的是《济慈诗选》。他感叹道：“济慈是为诗把一生都奉献掉了。”

屠岸先生吟诵古诗总用一种“常州吟诵调”。这种调开始于春秋战国时的“吴吟”。但当时没有录音机，只能口传心记。关于吟诵，各地都有，比如北京就有北京吟诵调。但到现在为止，只有常州吟诵调被国务院有关部门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其原因是：已故的常州语言文字学大师赵元任著有关于常州吟诵的专著，常州音乐教师秦德祥著有常州吟诵的研究论文集，常州的有心人以此向江苏省申请，被批准为江苏省省级“非遗”。他们还不甘心，又向国务院申请，终于被批准为国家级“非遗”。本世纪初《常州日报》发布了这一讯息，并确定赵元任、周有光、屠岸为三位代表性传人。现在常州的许多中学、小学建立常州吟诵调培训班，使它能一代一代传下去。按常州吟诵必须用常州方言，如果用普通话，味道就不纯了。屠岸先生会常州吟诵，是由祖传，是他的母亲教会的；他的母亲则是受教于她的伯父屠寄（屠岸的外公的哥哥，叫大舅公）。屠寄于民国初年受聘于蔡元培，在北京担任国史馆总编辑。

屠岸先生最喜欢的中国古代诗人是杜甫。杜甫经历过安史之乱，见证了国家分裂、民不聊生，所以他的诗中有很多家国之痛，饱含着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屠岸先生说：“我生下来就逢军阀混战，接着是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杜甫作品中反映的时代和我更为贴近，有一种共鸣，所以最喜欢他。”在一些会议上，常常有人请屠岸先生吟诵古诗，他总是选择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借此表达希望实现国家统一的意愿。

屠岸先生谈及诗歌翻译时说，译诗和翻译小说、散文是不一样的。散文、小说要求的是情节、人物、性格、故事，而诗歌要求的是精神、韵律、节奏、爱；译诗最难的就是要传达它的神韵。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信、达、雅。严复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信”是要忠实于原著；“达”是指要能被读者接受，让他们看得懂；而严复作为桐城派的文学家，他说的“雅”是指符合桐城派的文风。屠岸先生认为，我们今天所说的“雅”，应该是指符合原文的风格；原来是什么样的风格，翻译过来也能够是那样一种风格，尽管不能做到百分之百。比如莎士比亚的剧本里面，贵族的语言要翻译出贵族的雅，老百姓的语言要翻译出老百姓的俗，这样才是真正做到了“雅”的标准。

“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曾经说过：‘诗是经过翻译而丢掉了的东西’，他这是完全否定了翻译，比较极端。如果弗罗斯特讲的完全对，那么詹姆士王一世组织的《圣经》英译，其中的‘雅歌’将毫无价值！菲茨杰拉德英译的波斯诗人奥马尔•哈亚姆的《柔巴依集》，也将毫无价值了！我认为，诗是可译的。当然经过翻译会丢掉一些东西。丢掉的东西少，你的翻译就比较高明；丢的东西多，翻译就比较蹩脚。但是经过努力，可以让丢掉的东西再少一些，甚至很少很少。”

屠岸先生对年轻的翻译工作者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做翻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选择。首先你要选择翻译的对象，这个对象是要有价值的，要给人好的东西，给人真善美的东西。有些流行的书可能有一时的卖点，但是没有永久的价值；或者有些东西格调比较低，但还不到淫秽色情的地步，因市场需要，翻译一些这样的东西也未尝不可，但不能大量的做这些。作为一个翻译者，你要选择真正好的东西，把好的精神粮食送给广大读者，这是你的责任。”屠岸先生说，为了名利而做翻译，层次比较低；要为了文化、为了文明的沟通传承而做翻译，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在。

屠岸先生爱写诗，也爱译诗；在他眼中，二者不可分高下。他说：“诗歌翻译的多了，有种说法是眼高手低——翻译的作品都是大师级的东西，眼睛看到的东西都太好了，觉得我自己写不出来——我不是这样。往往是大师们的作品激发了我的灵感，我从他们的作品里汲取他们创作的一种感觉——他们是怎么思想的、怎么构思的、怎么获得灵感——这些启发了我，我也怎么构思、怎么去启发我的灵感，用这个办法激励自己的创作。”

有人说，现在的诗歌泛滥成灾，大家都来写诗，但没有什么好的作品。尽管社会上存在着这样的观点，但屠岸先生对诗歌的未来仍然充满信心。他认为，中国新诗的一些大家，如徐志摩、闻一多、艾青、臧克家、冯至，以及当代的海子等，他们的作品都是不朽的。这些新诗大诗人的出现，使得中国新诗的血脉不会断绝，他们会启发一代代的年轻人走向诗歌。尽管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会出来，但时间是一个筛子，会把不好的东西筛掉，真正的精品会留存下来，不会消失。比如唐代诗歌，有“初唐四杰”王、杨、卢、骆，盛唐李、杜，中唐白居易，晚唐小李、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屠岸先生说：“我对中国今天的诗歌是有希望的，我不失望，更不会绝望。诗歌肯定是有未来的。”

近来，《中国诗词大会》这档电视节目的热播引发了一场全民学诗热潮。屠岸先生觉得这个节目提倡了诗歌的普及，让诗歌的精神更深入到广大群众当中去，是很好的。至于这股热潮能够持续多久，屠岸先生的回答表现出了他的豁达：“任何一个时代或一种事业，总会有起有伏，不会永远是一条上升的直线。就算这次的诗词热潮下去了，过一段时间又会起来，不要失望，更不要绝望。”

乘着《中国诗词大会》引发的“背诗热”，很多年轻父母都开始督促自己的孩子背诗，这个现象也引发了教育圈的大讨论。对此，屠岸先生的观点是，如果孩子并不抗拒背诗，那就让他背，哪怕他暂时不懂诗词的意思也没关系。“小孩子不领会什么叫‘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那种境界他体会不到，但没关系，他愿意背，就教他背，他将来会慢慢的懂，到了一定的时候，他的悟性就起来了；这个时候如果他背过这首诗，他就会体会到其中的意蕴。”

屠岸先生认为，诗意的存在是栖居在每一个人内心之中的。“哪怕是一个不会写诗的普通人，只要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的内心必然会有诗意，那是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他的向往、他的理念，即使他自己感觉不到，别人也不知道，但这份诗意总会对他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

屠岸先生如今仍在坚持诗歌创作，但因为年事已高，写的不多了。除了写诗，他平时也会看看电视、报纸，写写日记，听听音乐。先生热爱古典音乐，对贝多芬、舒伯特情有独钟。后来接触了爵士音乐，发现这种黑人音乐很有民间特色，慢慢也欣赏起来。先生酷爱读书，除了诗歌，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也多有品读，其中百读不厌的就是《红楼梦》。先生称，读《红楼梦》不一定要从头看到尾，中间随便翻开来一章都可以读下去，读下去就会被吸引。

屠岸先生的书桌上时常放着一摞等待寄出的信件。常有一些认识的朋友或不认识的读者寄来信件，还有人写信来求先生的“墨宝”。先生笑言：“我不是书法家，但我有个原则，叫‘来者不拒’。不管怎样，你来要求我是看得起我，我不能摆架子不理你啊，总要给你有个回应才行。所以写信和为读者写‘书法’作品也是我的日常工作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