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伟大的作家，也是伟大的翻译家。他从1922年翻译迦尔洵的《信号》开始到1982年摔断左腿停止翻译为止从事翻译六十年，不仅翻译的数量多，而且质量也高，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巴金译文全集》可以为证。他精通英法德日等多种语言，也下功夫学过世界语。他的译作都是从这些语言翻译的。他也会俄语。不过俄国作家的作品，他不是直接从俄文翻译的，而是根据俄文原文校订过。对照俄文原文来看，他翻译的俄国作品真可以说是惟妙惟肖，形神兼备，同时又没有一点儿翻译腔。他的译文不仅保存了原作的形象、意蕴，而且连节奏也跟原文一致，借用茅盾的话来说，真是做到了“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享受” 。但是巴金的翻译艺术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认真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我认为，研究巴金这样翻译界前辈的成功实践是提高当代外国文学翻译水平的重要途径。先让我们看看巴金的一段译文。原文是高尔基《鹰之歌》开头的一段。

Море огромное,лениво вздыхающее у берега,--уснуло и неподвижно в дали,облитой голубым сиянием луны.Мягкое и серебристое，оно слилось там с синим южным небом и крепко спит,отражая в себе прозрачную ткань перистых облаков,неподвижных и нескрывающих собою золотых узоров звёзд.Кажется,что небо всё ниже наклоняется над морем,желая понять то,о чём шепчут неугомонные волны сонно ползая на берег.

这里描写的是静谧的海滨月夜景色。作者不仅要使读者看到这样一幅画面，而且要通过所用语言的缓慢节奏给读者造成一种静谧的感受。其手法就是使用语调徐缓的长句。下面先请看一段英译文，因为现在懂俄文的人不多，而且巴金先生是根据英文翻译、根据俄文校订的，同时英译文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支持我的分析和论断：

The boundless sea, lapping lazily where the shore-line ran, slumbering motionless in the distance, was steeped in moonlight. Soft and silvery, it merged at the horizon with the blue of southern sky and slept soundly, mirroring the transparent fabric of the fleecy clouds that also hung motionless , veiling, but not concealing, the golden tracery of the stars. The sky seemed to be bending down to the sea, trying to catch what the restless waves were whispering as they washed languidly over the shore.(SONG OF THE FALCON. Translated by Margaret Wettlin)

下面是巴金的译文：

懒洋洋在岸边叹气的大海在浴着淡青色月光的远方静静地睡着了。在那儿柔和的、银白色的海跟南方的蓝色天空融在一块儿，沉沉地睡去了，海面反映出羽毛形云片的透明的织锦，那些云片也是不动的，而且隐隐约约地露出来金色星星的花纹。天空仿佛越来越低地朝海面俯下来，它好像想听清楚那些不知道休息的波浪瞌睡昏昏地爬上岸的时候，喃喃地在讲些什么。

这段译文不仅把原作所有的修辞手法（拟人、比喻、修饰语等）全都保存了下来，而且也用语调徐缓的长句完美地表达了原文的节奏。表达方式非常接近原文，同时又是地地道道的中文。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通过比较，也许更容易看出巴金译文的特点和优点来。因此，我想摘录著名的俄文翻译家陈冰夷的译文来加以比较。

浩浩荡荡的大海，懒洋洋地在岸边叹息，——在那灌满着蔚蓝色的月光的远方，一动不动地睡着了。柔软的、银光泛泛的海，同南方那边的蓝天交溶在一起，它睡得很熟，反映出了一些透明的、绫罗似的羽毛状的云彩。那些云彩一动也不动，它们遮不住分布成金黄色的花纹的星星。天空好像越来越低地俯伏到海上来，想听清楚那些没精打采地爬上岸来的、喧闹不休的波浪在低声诉说些什么。

这段译文，单就词句的意思来看，翻译的也不能说有多大问题，但是从表达原文情景的角度来考察，就显得有些不够贴切了。如неугомонные（restless）这个词，孤立起来看，译成“喧闹不休”并没有错，但是原文是用拟人化手法写夜里该睡而不睡的海浪爬上岸的样子，而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喧闹不休”。我觉得巴金译成“不知道休息”是颇见功力的；他把сонно（languidly）译成“瞌睡昏昏”也比陈译“没精打采”更贴近原文：“不知道休息”含有“喧闹不休”的意思，“瞌睡昏昏”也含有“没精打采”的意思，而且同时还带有“该睡而不睡”的意思。另外，шепчут（whispering）这个词，陈译“低声诉说”，孤立起来看，也不能说有什么问题，可是“诉说”一般是有对象的，如果我们要问一下：波浪是在向谁诉说呢？从上下文来看，我们大概都会同意,这里并没有听话对象。因此，巴金译成“喃喃地说”就更贴近原文的情景：喃喃有低声的意思，也带自言自语的意味——因为经常跟“自语”连用构成固定用法“喃喃自语”。其次，在用词方面，陈译也没有巴译讲究。如陈译里的“灌满”就不如巴译的“浴着”妥帖，“灌满”的应当是一个容器，有边有沿，而“远方”却是无边无沿的（英译文是was steeped in moonlight,逐字译：沉浸在月光里）。“浩浩荡荡”现代汉语一般是用来形容奔流的水势的（也常被用来形容行进的队伍），陈译用来形容大海也不精当。此外，“绫罗”也显得生硬，一般是“绫罗绸缎”连用，不单用，即使用，也是抽象名词（如构词法跟它相同的“饮食”“树木”等词），而巴译里的“织锦”却没有这种毛病。最后，陈译的另外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忽略了原文徐缓的节奏（原文是三个句号，九个逗号，停顿十二次，英译文把握住了原文的语调节奏的特点，也是用了三个句号，九个逗号，也停顿十二次），而陈译用的都是短句，原文徐缓的节奏不见了。这从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也可以看出来：它用了四个句号，三个顿号，八个逗号，停顿十五次，因此语调显得短促，明快。而巴金的译文则注意到了原文的节奏，用的是长句，只用了三个句号，一个顿号，六个逗号，停顿十次，节奏便徐缓得多。巴金的译文在中文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接近了原文。

（二）

那么，巴金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能不谈谈他的翻译文学作品的方法问题了。我认为，他的文学作品翻译方法包括两个内容：形象思维和语言转换。

先谈他的形象思维。

在谈到高尔基的《草原上》和《阿尔希普爷爷和廖恩卡》的翻译时，他自己就曾说过：“我自己翻译这两个短篇的时候，我很难抑制我心里的激动。我关心廖恩卡和他爷爷的命运，我喜欢那个在草原上流浪的‘兵’。小说中的人物一直在我脑子里活动，我不能够摆脱他们。我闭上眼睛就看见流浪汉满身有劲地在草原上大步前进，讨饭的爷爷慈爱地抚摸孙子的脑袋。” 在其他地方，他也说过类似的话。

从他的话里，可以看出他翻译文学作品时是进行形象思维的：翻译的时候，眼前呈现着原作中的形象，心里充满了激动的情感。这也可以说是文学翻译的一般要求。茅盾就说过：“要翻译一部作品，先须明了作者的思想；还不够，更须真能领会到原作艺术上的美妙；还不够，更须自己走入原作中，和书中人物一同哭，一同笑。” 几乎所有成功的文学翻译家都有类似的论断。有些文学作品的翻译之所以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我看就是因为译者缺乏形象思维，只注意语言转换工作。巴金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用形象思维统驭了语言转换工作。前文所举的неугомонные，сонно，шепчут等词，如果翻译时心中没有相应的形象和感情是不会这样翻译的。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再举一个例子：

 Отпросившись на два дня у Сипягина,который согласился на его отлучку немедленно,но строго,Нежданов уехал к Маркелову.

他去向西皮雅京请了两天的假，西皮雅京马上答应了，不过脸色有些不愉快。涅日达诺夫便动身到马尔凯洛夫加里去。（巴金译《处女地》）我想假如译者眼前没有原作人物的形象，原文中的строго是不会这么译的。

其次，谈谈语言转换问题。

说到语言转换工作，大家都知道，这是所有体裁的翻译都必须做的工作，当然各种体裁有各种不同的特点。语言转换工作就是把用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而要想把内容表达得确切完整，就必须把原文的形式也同时表达出来（即所谓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中表达原文）。原文的形式是通过原文的语言表现出来的，这里包含着两个因素：一是原文语言的民族特点，这些特点是该民族共同的，主要表现在语法、语音方面，跟原作的内容没有直接的联系；一是作者用词造句的个人特点，即原作的表达方式，——这是原作者为了表达一定内容而运用该民族语言的方式，跟所要表达的内容有直接联系。这么谈，有些抽象。让我们举个例子来看看。第一节译例的第一句

Море огромное,лениво вздыхающее у берега,--уснуло и неподвижно в дали,облитой голубым сиянием луны. The boundless sea, lapping lazily where the shore-line ran, slumbering motionless in the distance, was steeped in moonlight.

浩浩荡荡的大海，懒洋洋地在岸边叹息，——在那灌满着蔚蓝色的月光的远方，一动不动地睡着了。俄语修饰语长的时候、带状语的被动形动词短语一般要求放在被修饰语的后边。这就是俄语语言的民族特点，——跟中文迥然不同：中文一般情况下要求修饰语要放在被修饰语之前，主语要放在谓语之前，副词要放在动词、形容词之前。英文词序虽然比中文灵活一些，但也有跟俄文显著的不同之处。这就是语言的民族特点。句中уснуло（slumbering），лениво вздыхающее（lapping lazily）等拟人化用法、修饰语以及句式则属于作者用词造句的个人特点即表达方式。中英文的译文都根据本民族的语言特点彻底地改变了原作语言的民族特点，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作语言的个人特点。

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转换工作就是把原文语言的民族特点改变成译文语言的民族特点，改变得越彻底越好，而要想把原文的内容完整准确地表达出来，则必须把原文用词造句的个人特点即原文的表达方式保存下来，保存得越完美，内容表达得就会越确切。翻译的难处就在于原作者语言的个人特点是通过原文语言的民族特点表现出来的。错把原文语言的民族特点当成原作者的个人特点加以保存就会导致拘泥原文的译文，而把原作者的个人特点当作原文语言的民族特点加以改变则会产生脱离原文的译文。翻译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该改变的彻底改变，该保存的完美保存。

通过对第一节译例所作的分析和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巴金翻译的特点和优点来：该改变的地方，他改变得彻底，该保存的地方，他保存得完美。他彻底地把原文语言的民族特点改变成了译文语言的民族特点，同时在中文语法修辞规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原作者的个人特点即原作的表达方式，从而完美地保存了原作的形象、意蕴、节奏和风格。

为了忠实于原作的风格，表达原作的语气、节奏，情感，巴金不仅确切地翻译每个词，而且也非常注意保存原作的句式。这一点，本文第一节所举的例子已足可以说明问题。这里想指出，他绝不是机械地照搬原文的句式。必要的时候，他也会做些适当的变动。像下边的句子： Старый скептик и эспикуреец Юсупов,приятель Вольтера и Бомарше,Дидро и Касти,был одарён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артистическим вкусом.

俄文读起来很流畅，可是把原来的句构原封不动地译成中文（试译如下供不会俄文的读者比较：年老的怀疑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伏尔泰和博马舍、狄德罗和卡斯提的朋友尤苏波夫的确有艺术鉴赏力），读起来就很难停顿，非一口气读完不可，读到最后就会累得有气无力。巴金只加了几个字，就把问题解决了：既基本上保存了原文的句式，又使译文读起来琅琅上口：

这个上了年纪的怀疑派和享乐主义者尤苏波夫是伏尔泰和博马舍的朋友，又是狄德罗和卡斯提的友人，他的确有艺术的欣赏力。（《往事与随想》）。

巴金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翻译成就，翻译方法当然是起了关键作用，但是他严谨的翻译态度、深厚的中外语文功底、高超的文学造诣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也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巴金的这些特质，时贤已有所论及，而且从巴金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出来，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赘述了。

（三）

中国翻译界，从翻译佛经开始，历经两千多年，由于分不清在翻译里应该改变什么应该保存什么，一直在“直译”（逐字翻译）和“意译”（随意翻译）之间摇摆、摸索、探讨乃至争论。终于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些翻译家如茅盾、林语堂、李培恩、艾思奇等相继摆脱了“直译”“意译”对立的窠臼，不谋而合地提出了一种融合“直译”“意译”为一体的新的翻译方法。他们的论点概括起来说，就是：能“直译”时尽量“直译”，不得已时就“意译”——因为“直译”“意译”没有公认的确切的定义，人言言殊，理解各不相同，我想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也可能更清楚一些，那就是：改变原作语言的民族特点的同时保存原作者的个人特点，力求形神兼备，不得已而求其次，则弃形图神。1929年艾伟先生作了一次问卷调查，收到的14份答案里有8份主张直译意译参用 ，到了三四十年代，就涌出现了一批用这种方法翻译的具有深远影响的典范性译作。巴金的译作就属于这样的译作。巴金不仅在一些人尚在争论“直译”和“意译”、信和顺的时候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作为出版家，他还团结了一些志同道合的翻译家如陆蠡、丽尼、汝龙、满涛、萧珊等，翻译出版了许多优秀的翻译作品。这些翻译作品也跟巴金的译作一样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成了传世之作。他们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态度跟巴金十分相近，他们跟巴金一起共同为中国文学翻译艺术拓展了一条新路，对后来的翻译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

艺术是无止境的，翻译作为一种艺术，自然也是无止境的。如果求全责备的话，巴金的翻译也并不是没有改进的余地。他的译作里偶尔也有个别疏忽的地方，如他译的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第二节里巴扎罗夫回答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询问时说自己的名和父名是“叶甫盖尼·瓦西里耶夫”，这里的“瓦西里耶夫”俄文是物主形容词——“瓦西里的”——意思是“瓦西里的儿子”，也就是说父名是瓦西里伊奇。接着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就是这么称呼他的。“瓦西里耶夫”容易被理解为姓——他的姓是“巴扎罗夫”；而且这样译看不出跟下文的“瓦西里伊奇”的关系。这里的“瓦西里耶夫”应该译成“瓦西里伊奇”。不过这类地方都是“硬伤”，只消编辑举手之劳就可以改正过来。但是，瑕不掩瑜，他的译作在整体上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在目前来看还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